蔡镏生（1902.9-1983.10），福建泉州人。物理化学家和教育家，中国催化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光化学研究的先驱者。

图1：蔡镏生院士

1920年在泉州市培元中学毕业，在晋江前埔小学任教。1921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燕京大学化学系，并获得了免费就读的资格。1924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与吕兆清（我国近代制革工业的开拓者和实业家）等人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洋法”制革厂。1929年，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攻读光化学和反应动力学专业研究生。1932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留在燕京大学化学系任教，并晋升为教授。1948年春，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1949年5月回国，担任燕京大学化学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来到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工作，与唐敖庆等人一同创建了化学系，并担任化学系首届主任。195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化学会第十八、十九、二十届理事，长春市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长，长春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长春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82年5月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0月24日病逝于长春，享年81岁。

一、贫困不移，一心向学

蔡镏生1902年9月出生于福建泉州百源村的一个贫寒家庭，家中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是家中长子，全家依靠在中药铺当店员的父亲挣钱维持一家十口人的生活。蔡镏生少年勤奋，酷爱读书。他的父亲由于少年时家贫没有受到系统教育而遗憾，于是决定省吃俭用攒下钱来供儿子读书。蔡镏生先是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他的学习悟性很强，一点就会，深受老师的喜爱，被列为最优等的学生。小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当地知名的培元中学就读。培元中学是一所基督教会学校，对英语要求较高，由于之前没有英语基础，蔡镏生入学时感到难以招架。但是他迎难而上，以十倍的努力攻克语言难关，中学毕业时包括英语在内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因此也奠定了他良好的外语基础。中学期间，迫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一边读书，一边利用课余时间刻写讲义，并写春联出售，赚得一些微薄收入购买书籍，缓解家庭负担。

1920年，蔡镏生在培元中学毕业后，由于经济拮据，无力升学，他只好先选择在晋江前埔小学任教。期间与同事一边教书，一边饲养小猪出卖，以积攒储蓄，为升学做准备。蔡镏生一生勤奋节俭，不仅造就了他学有所成，也磨练了他勇于进取的品格。1921年7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燕京大学化学系，并获得了免费就读的资格。大学期间，由于他的品学兼优，深得燕京大学教授、美国学者威尔逊所赏识。1924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奠定了他一生从事化学教学与科研事业的基础。

二、民族气节，实业报国

在蔡镏生的求学期间，当时，中国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极其艰难。蔡镏生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要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愿望，中学时代开始热爱化学，想以更多的发明创造来实现“科技救国”和“实业救国”的雄心壮志。

大学期间，蔡镏生一边用心学习化学，一边又辅修了皮革专业。1922年，他与同学吕兆清（我国近代制革工业的开拓者和实业家）、魏雅平、刘仁政等人为振兴民族工业，系统地开展了科学鞣皮法的研究工作，对皮粉的物理化学性质和操作工艺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克服重重阻力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洋法”制革厂，一方面可以增加学校的收入，一方面又可以把先进的制革技术引入到中国市场，以改进我国落后的制革技术，实现实业报国的目的。1935年，他们支持魏雅平到汉口创办汉中皮革厂。1938年，因抗战爆发，汉中皮革厂内迁至重庆，到1943年被国民党官僚资本所吞并而告结束。

图2：青年时代的蔡镏生

为继续实现“实业救国”之志，1933年，蔡镏生又发动同学和好友创办玻璃厂。虽期间遭受歹人破坏、工厂破产等波折，但蔡镏生没有退缩，他认为中国玻璃工业很落后，一定要迎头赶上。他长时间把大部分工资投在燕东园的荒地上和破旧屋里进行研制玻璃的实验。为了不使玻璃仪器工业垄断在外国人手里，他又开始培养吹玻璃仪器的技术工人和刻量筒的技术工人，并创办了“北京生生玻璃仪器厂”，利用他自己研制的玻璃生产化学实验用的各种玻璃仪器，供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单位使用。蔡镏生创办玻璃仪器厂的经验和技术，为他后来到东北人民大学创建化学系起到了很大作用，对化学实验室的建设功不可没。以至现在，在四虎影视 的教学科研工作中，自行设计玻璃仪器的吹玻璃技术仍在发挥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蔡镏生的研究工作一度中断。当时，在日伪统治下的北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蔡镏生由于一家老小的拖累，奔赴大后方的心愿难以实现，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停办后，全家生活更为艰难，有时甚至吃饭都成了问题。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畏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宁愿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为日伪效劳，一度赋闲在家。后来，他宁愿接受较低薪酬，应北京私立中国大学何其巩校长的聘请，与张之高教授一起主持该校化学系的工作，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蔡镏生在同学和校友的支持下，又开始从事日用化学工业品的研制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努力为新中国的振兴贡献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力量。

三、爱国者的情怀

在燕京大学工作期间，蔡镏生开始接触和了解到国外大学的一些办学情况，他曾两度留美，但都如期回国。1929年，蔡镏生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攻读光化学和反应动力学专业研究生。他学习勤奋，刻苦钻研，废寝忘食，积极掌握科研技能，以为将来报效国家积攒本领。留学期间，他非常注意在研究工作中采用新的物理实验技术，不但纯熟地掌握了光学与光谱技术、真空技术，而且还练就了一手精湛的玻璃吹制技术，达到了可以吹制真空扩散泵的水平。这也为他回国后创办玻璃仪器厂奠定了专业基础。此外，他在“氰基紫外光聚合”和“气体通过熔融石英的扩散速度”等项研究中，应用这些技术取得了很好的成果。193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后，蔡镏生马上选择了回国，急于将所学应用于国内的教学科研中来。他回国后继续留在燕京大学化学系任教，由于其出色的工作，相继被晋升为讲师、教授。他在物理化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不懈拼搏，与本校物理系教授葛庭燧合作，研究了“鱼藤酮的紫外吸收光谱”和“鱼藤酮的光化学分解”，还开展了有关溶液吸附规律的探索研究。在几年时间里，他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连续发表了10余篇研究论文，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和好评。

1948年春，蔡镏生应邀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与卡门教授（M.D.Kamen）合作，共同开发示踪原子技术在化学研究中的应用，用¹⁴C研究了若干氰化物的反应动力学，发表了“氰化物和腈类（N≡）化合物的交换”、“氰化钠对β-烷基丙酸的作用”等研究论文。他们开创性的研究证明，示踪原子技术是研究化学反应动力学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这一技术至今仍被广泛采用。蔡镏生在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渊博学识和高超的实验技能受到美国学者的推崇。1949年4月，学术访问即将结束时，美国圣路易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正式提出聘请蔡镏生去担任教授（他的夫人涂碧波正在该校工作），并给予优厚的报酬，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而此时，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打来电报，请蔡镏生回国任教。在这去留的抉择之际，蔡镏生毅然决定“回国去培养中国自己的大学生”。在接到电报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他归心似箭，先夫人一年，单身一人立即启程离美回国。他回忆抵达祖国口岸时的情景时说：“当时我下船，而许多人正在上船”。

四、创建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

1949年5月，蔡镏生从美国归来回到燕京大学的那一天，化学系的师生以及参军尚未离开北京的同学们，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在燕京大学校门口欢迎他，并在西校门内的校友桥上合影留念，对他的归国之举表示崇高的敬意。蔡镏生回国后，在燕京大学化学系担任系主任，党和政府给予他优厚的待遇和热情的关怀，居住一套有七室、两厅、独院的高级住宅，学校有比较齐全的仪器设备和丰富的图书资料，他决心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祖国的高等教育事业。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教育部决定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各抽调一位知名教授支援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创建理科，分别担任数学、物理、化学三系的主任。当教育部领导动员蔡镏生到东北去时，他欣然接受，愉快地表示响应党的号召，到艰苦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他携妻带子离开了生活条件优越的北京来长春赴任。他没有带上在北京的全套红木家具，没有带家中的名人字画和古董，而是带了一批回国时带来的微量天平、油扩散泵、光接收器、玻璃仪器和一些贵重的化学药品，还有一批图书资料，风尘仆仆地来到长春。到了东北人民大学，他与唐敖庆教授、关实之教授、陶慰孙教授等人通力合作，率领来自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等校的11名教师和11名应届大学毕业生，2名实验技术人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

建系初期，可谓一穷二白，条件十分艰苦。没有实验室，没有做实验所必须的基本仪器、设备及实验所需的最常用药品，也没有基本的图书资料。为能及时给首届新生开出无机化学实验课，蔡镏生带领年轻教师们积极想办法，没有实验室，他们就清理出堆杂物的地下室做实验室；没有实验台，他们就动手制作，因陋就简，用木板条搭建实验台；没有酒精灯，就以墨水瓶代替；没有上下水，就用两个水桶做上下水；缺少实验器皿，他还亲自出面前往长春军医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前身)基础部求援，借来一批常用玻璃仪器，东拼西凑，总算开出了学生的第一门实验课。

建系之初，蔡镏生就十分重视教师的培养与队伍建设，提倡教研相长。他首先从抓教学计划和基础课教学梯队入手，切实制定和落实青年教师的培养规划，组织学术水平高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对主要基础课进行开拓性和示范性的教学工作，在实践中培养了一批基础课主讲教师。在教学工作逐步纳入正常轨道的同时，他又不失时机地与几位中、老年教授分别组成科研学术梯队，迅速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蔡镏生与化学系的建设者们都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要把吉大化学系办成国内一流水平的化学系。他们为此目标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年轻的化学系在不断前进，年轻教师们在迅速成长。

图3：70年代，蔡镏生院士在指导青年教师科研工作

蔡镏生在吉林大学拼搏奋斗了30多年，把自己的后半生都贡献给了吉林大学。在这30多年里，蔡镏生和唐敖庆、关实之、陶慰孙等人团结和带领化学系广大教职工怀着对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滋兰树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化学专业人才，科研成果卓著，为吉林大学化学学科跻身于中国综合性大学化学学科的先进行列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他的努力和创业精神引领下，到上世纪90年代，吉林大学化学学科已经发展成为由化学系、理论化学研究所、合成与催化研究所、分子生物学系、环境科学系、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理论化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子光谱与分子结构开放研究实验室、无机水热合成开放研究实验室和特种工程塑料中试基地等部门共同组成的、具有自己特色和相当规模的学科集团。学科先后被批准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和成立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培养本科生6000余人，硕士、博士研究生900多人。1982年—1986年的5年间，由教育部主持的“CGP”项目（教育部与美国哈佛大学国际著名化学家多林（Doeling）教授联合组织的中国化学赴美留学研究生项目）选拔考试中，吉大化学学科的学生通过考试入选人数每次都居全国重点高校前列。承担和完成了一系列国家重点科研任务，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科研布局，某些学术领域的水平在全国处于重要位置乃至领先地位。这些成就的取得，无不渗透着蔡镏生先生的心血与汗水。

五、中国光化学与催化动力学的先驱

蔡镏生是我国催化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光化学研究的先驱者。对我国实验物理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贯主张高校教师必须既能承担教学任务，同时又要开展科学研究，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人才和提高科研水平做出贡献。在吉林大学化学系创立不久，蔡镏生就组织青年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开展科研攻关，并亲自参与和指导，很快研制成功“毛细管高压汞灯”、“氢光谱灯”、“盖革计数管”等实验设备，满足了化学研究的需要，填补了当时国内的空白。由于出色的科研成就，1957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的研究集体已具备了相当先进的设备和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了全国有名的催化动力学研究中心之一，并向国内各单位开放。1963年，在蔡镏生主持下，建立了催化动力学研究室，被列为国家重点研究机构，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甲烷氧化制甲醛”。这是一个既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又具有重要应用前景的题目，蔡镏生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在甲烷氧化成甲醛的过程中，可能有中间产物甲基过氧化氢产生，甲基过氧化氢进一步分解产生甲醛。

在他的指导下，研究室开展了甲基过氧化氢的合成、甲基过氧化氢的光分解和热分解等全面的研究工作。其中甲基过氧化氢的合成过程极易发生爆炸，这时蔡镏生已年过花甲，他却不顾危险，经常亲自参加实验，终于清楚地认识了甲基过氧化氢的合成、保存和分解的规律。功夫不负有心人，甲烷光催化氧化制甲醛实验取得重要突破，他们在反应器出口玻璃管壁上发现了聚甲醛白色粉末，实验获得成功，在学术上达到了国际水平。为了搞清微观反应过程和机理，他除了继续发展示踪原子技术外，又组织人力建立质谱分析技术、色谱分析技术和闪光光解技术等现代物理实验方法，其中闪光光解装置在1964年已经能用来研究微秒级的化学反应过程，填补了国内空白。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注意在化学研究中运用不断出现的近代物理技术，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是他首先将真空技术(1947年)、示踪原子(1948年)、闪光光谱技术(1964年)等引入国内化学界的。

图4：蔡镏生院士工作照

蔡镏生是中国光化学研究的先驱。他的光化学研究始于上世纪30年代。从70年代开始，他承担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光与激光催化的研究”。均相光化学是他熟悉的领域，1975年，他同吉林化工研究院合作，采用光化学方法合成甲基苯基二氯硅烷，利用这种硅烷可以进一步合成硅橡胶，它具有良好的耐高、低温和密封特性，是当时我国航天工业中一种急需的材料。在他的指导下，采用紫外光引发自由基的反应路线，通过大量实验筛选出最佳光源，解决了爆鸣问题。并顺利通过了小试、中试鉴定，单体的吸收率和选择性均超过当时的国际水平，生产出的硅橡胶解决了航天工业的急需，这一研究成果获得1981年化工部三等奖。

在复相光催化的研究领域，蔡镏生指导研究生进行了光催化分解水的研究，得到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结果：“分解水的过程除了电子激发作用的贡献之外，水分子的振动激发也起着重要作用，在掺杂稀土元素的光催化剂中，那些能使水分子获得振动激发的催化剂，光解水的效率最高”。1974年，他积极指导开展红外振动激光化学的研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立了一套输出功率为100W的二氧化碳激光器，通过对乙烯氧化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是：“由于分子间和分子内的快速能量传递，使振动激发态反应的选择性受到限制，即红外激光引发的反应与热反应的产物没有原则区别，除非用极快速的脉冲激光，反应的选择性有可能提高”。由于在光与激光催化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和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结论，在项目结束时顺利地通过了专家评议，受到了同行的好评。

图5：1981年，应蔡镏生院士邀请，英国皇家研究院G.Porter教授（196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来吉林大学访问

在长期从事催化动力学和光化学研究工作中，蔡镏生深知分子定态、分子有序的战略意义。他在晚年以极大的注意力捕获国际学术动态，在我国较早地开展了L-B膜的研究。70年代末，他指导博士研究生开拓了这一研究方向，为他的研究集体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他去世后，他的研究集体在低维导体膜的设计制备和结构表征、在L-B膜的层间化学反应研究方面、分子的取向与排列的研究以及特殊磷脂膜体系的特性研究、研制气体传感器原型器件、用L-B方法有序组装均分散半导体纳米微粒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蔡镏生研究思想的指导下，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一名博士研究生，获得了中国化学会1988年全国青年化学奖。

六、一心向党，初心不改

蔡镏生作为一名从旧社会走来的知识分子，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来。是什么精神支撑他这样忘我的工作和奉献呢？这源于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他把能够作为一名合格的党员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对于从旧制度走来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新旧社会制度的对比，蔡镏生对党的感情格外深厚。他心中有党，相信党，组织观念很强。入党前他经常向党组织请示汇报，征求组织意见，每次出差或参加全国性会议回来，都主动向党组织汇报。许多同志敬佩地说：“蔡老师的组织观念比党员还强”。

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距党的要求还有距离，加入党组织就要对得起党员这一光荣的称号。所以，他把对党的追求都默默地化在了日常的教学科研事业之中。

蔡镏生以他一生的实际行动，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他从热爱祖国逐步发展到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他的后半生一直在默默地按照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认为自己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文革中，他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他将入党的愿望深深埋藏在心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他的心情激动不已。他认为：“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我深深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虽然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尤其是在十年动乱中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与各种错误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我们党能及时发现错误，修正错误，正体现了党的光明磊落，所以我更加热爱党、更加相信党。”

他终于在1981年12月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他在1982年5月4日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图6：1981年12月30日讨论蔡镏生同志入党支部大会

那是1981年12月30日的上午，是蔡镏生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吉林大学理化楼会议室里，化学系催化动力学研究室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上午8时，讨论蔡镏生的入党问题的会议正式开始，会场座无虚席，出席会议的除全体党员外，还有系领导和系里相关工作人员、各教研室的有关老师。蔡镏生在夫人涂碧波的陪同下，早早来到会场。他心情非常激动，当他宣读入党志愿书时，激动得几次流泪。他在入党志愿书里写道：“我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几个不同的历史朝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我深深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他发自肺腑之言。党支部书记介绍了蔡镏生申请入党过程及支部考察情况后，与会同志踊跃发言，当介绍人在介绍蔡镏生的感人事迹时都失声哭了起来，与会同志也都被感动得落泪。同志们对蔡老师都赞不绝口。在讨论他入党的会议上，大家发言接连不断，会议从早8点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与会同志们都异口同声地评价说：“蔡老师的事迹感人，堪称楷模。”

蔡镏生入党时，已是80岁高龄，体现了他一心向党的初心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政治信念。

七、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

蔡镏生院士一生勤奋，治学严谨。他做事言既出、行必果，对待工作细致认真程度足以让人钦佩。生活上十分俭朴，公私分明，他对自己及妻子儿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向组织提出个人家庭生活上的要求，如住房、用车等等，即使是组织上想安排，都会被他婉言谢绝。

他家原来住在学校后身的一所小楼里，“文化大革命”期间，小楼里又被安排了几家住户，分占了他的空间。他家里人口较多，住起来一下子显得比较拥挤，但他却没有抱怨。粉碎“四人帮”后，学校领导准备解决这一问题，当组织找他时，他说，我家住得已经很好了，婉言谢绝了学校的安排。后来，学校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去他家办事，发现蔡老师家地板上都住人，使这位同志非常感动，他心想，这是蔡老师不想给学校添麻烦啊。在蔡镏生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他还经常来系里上班，组织上考虑到他年迈体弱，想给他派辆车，但他也不坐，一次在同志们的再三劝说下，才坐车回家，下车后非要付车费不可。

蔡镏生一生公私分明。后勤工人到他的住宅进行维修，哪怕是换一股电线或一个插座，他总是一再叮嘱不要忘了在他的工资中扣除。有一年夏天，连续几天阴雨绵绵，他家门前的小路泥泞，行走困难，家人就从马路对面的学生宿舍建筑工地拿来几块红砖铺在小道上。他回来看到以后，脸色一沉，严肃地说：“真糟糕，怎么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呢！得把钱交给工地负责人”。但又不知交给谁，几天后，他以轻松的口气对家人说：“我今天上街乘公共汽车，买了一摞本票，下车后我全撕掉了，这样就把钱还给公家了！”说完他如释重负，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1983年他病重住院，病房室温较低，当他确知医院可以收电费时才同意使用从家中拿来的电褥子。

蔡镏生使用单位的用品十分节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纸张供应紧张，他就将旧台历翻过来，做成卡片，摘录文献资料。一支小小的圆珠笔坏了，都要修好了再用，还常常将圆珠笔芯用纸卷起来当笔用。

他与朋友、同行常有书信来往，他就让秘书用他的工资购买邮票、信封和信纸。秘书对他说:“您写这些信都是为公事，直接让学校收发室邮寄就行了，何必自己花钱?”他回答道:“信件是我个人签名，理应自己花钱。如果办私事，信要回家去写，不能占用办公时间，更不必说用公家的邮票了，你以后也应这样做”。一张邮票当时才面值八分钱，但这反映出蔡镏生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崇高品格。

蔡镏生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节俭程度让人感到有点“抠门儿”，但在帮助他人方面却显得“十分大度”。他帮助青年教师和学生从不吝惜，多年来资助生活困难的师生费用达数千元；为了帮助青年师生学习提高，他自己花钱一次就买来了十多本外文版科学专著分送给大家；为了解决研究工作的需要，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用自己的钱托在外国的朋友购买国内没有的化学药品。

当听到同志生活有困难或生病时，他都尽量去看望，并给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化学系受他帮助过的同志有很多，当时有位实验员家庭很困难，母亲患癌症住院时，他曾两次去看望，不仅带去食品和水果，还资助他一百元钱，使这名实验员及其家属很受感动。有些老师晚上去实验室做实验加班，他还时常打电话了解情况，以示关心，有时还送些食品给大家吃。

蔡镏生对工人也很关心，和他家同在一个院里住的是几户工人家庭，他考虑到工人的工资收入低，家庭人口又多，生活困难，多年来一直坚持全院各家水费、电费都由他一家承担。后勤部门的工人师傅每到他家干活时，他和家里人都热情招待，递烟，倒茶，有时还拿水果给他们吃。工人师傅很受感动，逢人就讲蔡老师的为人，赞誉之辞溢于言表。

图7：晚年时期的蔡镏生院士

蔡镏生院士一生淡泊名利，很少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1960年代以来，蔡镏生指导和直接参与的研究工作很多，依据他的科研能力及学术地位，能够不断地取得很好的研究成果，但在发表论文时，他却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他说：“我年龄大了，参加的实验工作不多，发表文章应真实地、充分地反映你们青年人自己的工作和水平，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们迅速成长起来”。自1960年以后，在他的研究集体所发表的近百篇论文中，都没有他的名字，他这种甘当人梯的精神，成为人们崇敬的无名英雄。

1980年，华侨大学多次来信并派一名副校长来请他做华侨大学校长，并给予高薪，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他经常向组织谈:“我年龄大了，身体不好，精力也差了，我想与国外多联系一下，叫国外的华侨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多做些工作”。他主动与国外一些科学家联系，安排教师出国进修，以及索取资料，化学试剂，联系讲学等，为化学系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晚年的蔡镏生，当他病重住进医院的时候，在昏迷中仍然叨念着：光化学、太阳能……而头脑一清醒，就立即要看文献。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还在病床前，同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几位青年学者讨论一项科研课题，他仔细记录，认真发表意见。

这就是蔡镏生教授，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也把自己赤诚、正直、善良的爱心献给了同事和晚辈后学们！他一生的言行自觉不自觉地都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讲党性，报党恩，重奉献，轻索取，公而忘私，鞠躬尽瘁，他的高尚品质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他以自己的光明磊落为共产党员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